为了响应国家脱贫攻坚的号召,越来越多的公司(如龙头农业企业)开始通过订单农业的方式参与扶贫.综合考虑我国扶贫政策,引入土地规模约束、扶贫产品偏好等特征,建立了由农户和公司组成的订单农业供应链模型,其中农户和公司进行一个以公司为主导者的Stackelberg博弈.据此对比分析不同的政府补贴方式下农户生产决策、企业扶贫行为以及社会福利.研究表明,扶贫成本的降低、扶贫效果系数和消费者扶贫产品偏好增加会促使农户扩大生产量/种植面积、公司提高扶贫水平,进而提升整个供应链绩效水平以及社会福利,减小政府补贴压力.而政府补贴金额因受到土地规模约束,并不是越高越好,当土地规模比较小时,政府最优决策是不补贴;当土地规模中等时,政府可以补贴公司或者农户;当土地规模比较大时,若政府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进行决策,应该补贴公司,而若政府基于考虑扶贫补贴效率进行决策最大化,应该补贴农户.

随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拓展, 实体部门"脱实向虚"趋势俨然成为结构性矛盾, 企业金融化背后的动因及适度性成为亟需解决的议题. 本文从企业应对风险与不确定性, 以及追求股东价值的金融化驱动机制出发, 构造以企业风险最小化和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投资组合优化问题, 并获得不同目标下的金融资产最优配置, 反映出企业风险、股东价值与企业金融化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在此基础上, 基于企业金融化驱动机制反映金融化动机的特征事实, 从企业自身的资产配置结构出发, 结合特定目标下金融资产最优配置, 提出企业金融化动机的判别准则, 以及企业金融化适度性范围的确定方式. 随之, 我们选取中国代表性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关于金融化动机的判别, 本文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虽然整体上仍然以"蓄水池"动机为主导, 但"投资替代"动机倾向比较显著, 不容忽视. 不同行业之间、不同股权性质企业存在异质性, 其中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投资替代"动机显著, 非国有企业"投资替代"动机显著强于国有企业. 关于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性, 本文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整体上金融化适度性水平偏低, 尤其是信息技术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 金融化适度性显著低于平均水平, 并且行业金融化水平有所不足, 而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则存在过度金融化现象. 非国有企业金融化适度性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同时也存在过度金融化现象. 本文的结论为企业金融投资决策和监管识别提供引导性建议.

本文构建了理性预期均衡模型,假定交易者过度自信,认为自己拥有最独特的信息,高估对手信息相关系数,且对信息相关系数存在暧昧.在过度自信的情绪下,交易者因低估对手信号反映的信息量而减少从价格中学习他人信号,这缓解了搭便车的行为,使交易量增加.引入信息相关性暧昧环境后,随着风险资产价格从高到低,交易者的情绪表现为盲目自信(价格高位)-观望-谨慎乐观-观望-盲目自信(价格低位)五个阶段.我们的研究发现:虽然过度自信会放大风险资产收益波动率,但是当市场充分竞争时,其增加股权溢价的作用占主导,能提升社会福利.特别是在熊市末期和反转初期,交易者表现出盲目自信,这种情绪有助于社会福利水平恢复.进一步地,交易者盲目自信时,信号暧昧程度越强,过度自信越高,投资增加,能提升整体社会福利;但当交易者谨慎乐观时,信号暧昧性的作用相反.

本文手工收集整理了2005至2019年各年度中国权益类基金经理变更信息并追踪基金经理离职去向，将离职基金经理分为被动离职和主动离职两类，检验投资业绩对基金经理离职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投资业绩越落后的基金经理被动离职概率越高，投资业绩越优秀的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概率越高，被动离职受短期相对业绩影响更大而主动离职的主因是中期绝对业绩.2）基金经理离职会受到市场环境影响，牛市期间存在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概率与业绩负相关的异象，进一步研究表明牛市期间大量业绩一般基金经理"公奔私"是导致异象的原因.3）业绩落后的基金经理管理规模越大，被动离职概率越高；业绩优秀的基金经理管理规模越小，主动离职概率越高，这一现象由基金经理"管理规模-管理能力"不匹配所致.4）基金经理主动离职前后短期业绩不具有持续性.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基金治理领域的文献，反映出我国公募基金行业业绩考核和薪酬体系存在不足，对基金行业未来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顾客定制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顾客价值战略, 对于顾客满意度的提升和企业收益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为企业的顾客定制实践及相关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基于这一背景, 本文从顾客定制战略的内涵、表现形式、顾客定制能力的影响因素、顾客定制战略的影响结果及其作用机制、以及顾客定制战略实施效果的边界条件等方面研究内容对顾客定制的中文与英文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综合剖析,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顾客定制的整合研究框架, 进而从数字时代顾客定制战略的创新表现形式、影响结果、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及数字环境下顾客定制的新形态等四方面对顾客定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以期为发展更加深入系统的顾客定制理论提供借鉴, 并为理解和指导企业的顾客定制实践提供启示.

研究了制造商在混合型电商平台上5种销售模式:分销模式、使用平台物流的代理模式(FBP)、非平台物流的代理模式(SOP)、分销+FBP模式、分销+SOP模式的选择问题.分别构建了不存在数据驱动营销(DDM)和存在DDM两种情形下电商供应链模型,刻画了不同条件下制造商的最优销售策略.研究表明:不论是否存在DDM,纯代理模式所获取的盈利总是低于分销+代理模式,因此FBP和SOP作为严格劣势策略而始终被剔除在外.若不存在DDM或DDM的效率较低,制造商在佣金费率和单位销售成本均较大时选择分销模式,反之选择单位销售成本相对较低的代理渠道组成分销+代理模式.有悖于直觉,当DDM的效率较高时,佣金费率低诱导制造商选择分销模式,高佣金费率反而使制造商倾向分销+代理.最后通过数值模拟扩展分析了制造商和平台的利润增长率变化以及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多寡.

随着互联网的持续普及,虚假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趋势在增加,广泛的传播将会不断影响并损害国家、社会及个人的利益,负面影响会变得难以控制.因此,本文基于最大可达概率研究了在社交网络中的三阶段虚假信息溯源问题,对于无向且连通的感染图G (V,E,p)而言,给出了最大可达概率的定义,从而进一步得到网络中每个节点的接近可达概率和最长可达路径值.除此之外,本文基于IC模型获取源候选节点集(IC-OCNS),再基于最大可达概率对网络中源候选节点集进一步筛选,提出三阶段可达概率算法(TSRA)来更好地解决社交网络中虚假信息的溯源问题.最后,在实验阶段,本文在现实世界的三个社交网络数据集中进行实验比较,验证算法的可行性和误差率,该研究可以为网络安全中虚假信息的控制和应对提供管理和决策支持.

在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参股创投机构成立子基金的运作模式下,借助Stackelberg竞争模型与Cournot竞争模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具有成本差异的中小企业获得子基金投资后,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商业模式创新策略选择的演化稳定均衡.模型解析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引导基金子基金投资是推进中小企业进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的有效措施,否则,企业倾向于选择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当两种商业模式创新策略下的中小企业获得的子基金投资额差距较大、政府和创业投资机构提供的资源和决策支持力度较大时,中小企业选择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的概率增大,反之,企业选择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概率增大;在产品潜在市场规模较大、竞争对手间产品替代性较大、以及产品价格弹性较小的情形下,中小企业群体更倾向于选择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反之,企业倾向于选择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结论可以为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管理以及引导基金扶持下的中小企业创新和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针对公众媒体参与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存在的双面效应,本文通过媒体报道的情绪以及动机对媒体信息进行了区分,同时考虑公众媒体的关注度、不同监管环境下的可信度以及金融科技公司对舆论的敏感度三大影响因素,系统分析公众媒体对金融科技创新和监管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研究发现,不论监管环境严格还是宽松,都应加强对于媒体舆论的审查,使媒体的舆论机制发挥正向作用,分担监管压力,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且这种正向效用会随着媒体关注增加而放大.对金融科技公司而言,正确的信息披露能够有效约束公司的过度创新行为,而谣言散播则会加剧市场套利等风险,随着公司对媒体信息的敏感度增加,这两种效应均会被放大.此外,适当加强监管惩戒也是遏制金融科技过度创新的有效手段.

为更新包含负值的社会核算矩阵(SAM表),有效保留先验信息,同时进行CGE模型弹性参数和比例参数的估计,本文构建了基于改进的GRAS方法,以CGE模型最优分配为约束条件的优化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构建的优化模型可直接求解全局最优解,无需进行弹性参数和比例参数误差分布假设.模拟结果显示,本模型能有效保留上海区域经济SAM表先验信息,同时对出口CET函数、CES生产函数和进口Armington条件弹性参数进行了有效估计.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平台经济迅速崛起,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兴经济模式.平台经济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的消费模式,那么这种改变是否会传导到产业中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变革呢?本文即从平台经济的视角出发,运用综合指数构建方法从三个维度构建衡量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3--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平台经济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本文探讨了平台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发现平台经济带来了消费模式的升级换代,从需求端拉动了产业的转型升级.本文的研究为推进平台经济发展的服务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

考察资不抵债与流动枯竭叠加作用下，银行债务违约、流动性挤兑和资产减值抛售相互渗透、相互强化的系统性风险多渠道形成机制，动态模拟房地产贷款违约冲击下的风险传染演化过程.对2012--2020年我国38家银行进行研究发现：第一，银行体系能充分吸收房地产贷款违约初始冲击，系统性风险主要产生于银行去杠杆行为导致的多渠道风险传染过程中.资产减值抛售对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债务违约和流动性挤兑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较小.第二，资不抵债与流动性枯竭是银行风险传染的主要形式，两者的叠加效应持续放大系统性风险.银行体系流动性枯竭较资不抵债更突出，但前者影响呈下降趋势，后者逐年凸显.第三，系统性风险释放在重度冲击下呈现"即时性"，中度冲击下呈现"延续性"，轻度冲击下呈现"自我恢复"特征.第四，银行体系风险类型趋于复杂化，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更容易出现流动性枯竭与资不抵债双重风险，且两者脆弱性和风险贡献度更突出；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多表现为双重风险或单一风险.基于研究结论，为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防范及金融监管提供政策建议.

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消费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有何规律性,都有待深入研究.为此,基于2011--2018年中国26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文从空间关联性角度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机制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并且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与西部地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拉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更显著;相较于三四五线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更能够拉动一二线城市居民消费的增加.

本文采用惩罚线性回归方法和主成分分析等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充分挖掘我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基本面大数据信息,尝试构建我国资本市场的简约的多因子定价模型.研究发现:我国A股市场中,主成分作为定价因子的表现要优于特征因子;在缩减定价因子个数方面,弹性网络方法的表现要略优于LASSO.此外,惯性类、交易摩擦类以及估值与成长类因子的贡献较大,说明虽然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完善,市场参与者交易习惯有待提高,但也体现了市场不断完善且有效的一面.本文方法构建的多因子模型优于主流的定价模型.本文将机器学习方法引入到资产定价模型的构建,实现了对高维财务基本面数据的降维和变量选择,构建了我国A股市场多因子资产定价模型,并给出经济学解释.文章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角度为我国A股市场资产定价提供了新思路,明确了各个定价因子在多因子模型中的贡献,有助于理解我国资本市场特点,为解决高维财务基本面数据问题提供了适用于我国资本市场的方法.

供应链网络作为企业所处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04--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五名供应商和客户信息构建了供应链网络,使用度中心性衡量不同企业在供应链网络中的位置.研究发现处于供应链网络中心位置的上市公司竞争地位更高,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PSM法、Heckman两阶段以及替换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方法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与客户或供应商的平均空间距离越近、或者企业当年与客户或供应商没有合同纠纷时,这两者的正相关关系越强.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网络位置中心性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信息、技术资源,并提高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效率、增强创新能力、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当企业处于供应链网络中心位置还可以削弱经营不确定性、抑制管理层短视主义等.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供应链网络位置特征、企业竞争地位两个领域的文献,而且对企业从供应链网络位置层面寻求增长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近年来, 各种安全风险事件显著增多使得大量企业的供应链遭遇冲击甚至发生中断, 供应链韧性已成为学术界、 产业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焦点. 本文从单一和多元组态视角出发, 构建了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以622份企业的有效数据为样本,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1)灵活性、 敏捷性、 重塑性、 可视性、 供应链合作均能够对供应链韧性产生正向影响. 2)高灵活性、 高敏捷性、 高重塑性、 高可视性、 强供应链合作均无法单独构成高供应链韧性的必要条件. 3)高供应链韧性存在3类驱动组态, 分别是敏捷性*重塑性*供应链合作构成的高敏捷型组态、 ~灵活性*重塑性*可视性*供应链合作构成的高可视型组态、 ~灵活性*敏捷性*可视性*供应链合作和灵活性*敏捷性*可视性*重塑性构成的敏捷可视兼具型组态. 高供应链韧性背后是多因素的协同作用, 各因素的有效组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供应链韧性. 本研究系统性地探讨了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 以期为企业提升供应链韧性提供理论指导和管理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的银行业机构网点数据,研究了地区间银行业联通程度对于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发现银行业跨地联通度的上升显著缩小了两地经济增长的差距,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其中主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挥了更强的作用.利用历年城市商业银行改组合并的工具变量控制了内生性后,基准结论仍稳健. 进而,本文还以地震和新冠疫情作为风险冲击的案例,发现我国银行体系特别是主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能够显著分担灾害对受灾地的负面经济影响.这与发达国家面临灾害冲击时银行体系所产生的加剧受灾地资金外逃、扩大受灾地与外地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深化了有关银行体系在中国宏观经济中风险分担功能的研究,从风险分担的视角阐释了银行体系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对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提升区域间经济发展协调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现有关于A股市场股权质押的研究多为实证分析，但言人人殊，且与海外市场的发现存在不一致.鉴于此，本文在无其它外部融资渠道的假设下，通过分析股权质押与内部占用两种融资方式的替代效应与潜在风险，提出了一个探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动机与经济后果的理论分析框架.除兼容解释已有大部分实证发现之外，我们还证明：1）股权质押可提高控股股东的投资效率并降低其内部占用动机，从而缓解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提升公司估值，增进投资者和社会整体的福利；2）随着质押比例的上升，控股股东的内部占用动机增强，致使公司估值下降，其行为也会随之改变；3）在此过程中，利率、质押率与市场估值的作用正负相异.拓展分析发现：4）股份减持是相对成本最高的融资方式，传递的信号也最负面.总之，股权质押拓展了控股股东的融资渠道，并对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估值以及决策等产生了非线性非单调的影响；其中质押比例是关键，质押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因素也不容忽视.

本文以2020年伊始发生的新冠疫情为准自然实验,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 研究发现, 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企业相对其他企业显著提高现金持有水平, 增持的现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减少经营活动和融资活动的现金流支出. 企业在调整现金持有决策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预防性动机, 即持有现金以预防未来现金流短缺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 而现金持有的代理动机并不明显. 异质性分析表明, 增持现金的行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有表现, 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在疫情的冲击下, 管理层并未产生明显的悲观情绪, 但普遍表现出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情绪, 这种不确定情绪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企业现金持有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传导作用. 最后, 研究表明, 企业在疫情期间增持现金的行为能够引起市场积极反应, 进而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

自2019年12月以来,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散,不仅严重危害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对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提出严苛考验,还对经济贸易活动造成了巨大冲击,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研究采用数学预测模型对病毒传播和疫情发展进行模拟仿真,以帮助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了解病毒传播机理,采取合理防疫政策进而抑制病毒进一步传播.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方法选择单一、过于依赖模型参数选择、病毒传播与政策调整导致的数据时变性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时变模型平均(TVJMA)、时变参数模型(TVP)、传染病vSIR模型(vSIR)、逻辑回归模型(LR)、多项式回归模型(PNR)、自回归移动平均(ARMA)六种模型方法的综合集成预测框架,对不同地区疫情最为严重的6个国家的累计确诊人数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对于单一预测方法,TVJMA方法表现优于其他五种方法;综合集成预测方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明显优于单一方法,特别是基于误差修正权重的多模型组合预测方法,显著地提高了预测精度.对于不同预测步长,综合集成预测方法具有稳健性.

为深入考察政府创新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与内在机理,本文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的研发补助政策和税率优惠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对政府创新扶持政策的双重效应进行识别.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政策兼具“前期激励”与“后期奖励”效应,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而税率优惠政策并不能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分析显示,持续且平稳的研发补助额度、企业经营地理分散化和外部创新环境显著强化了创新扶持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本文不仅弥补了现有研究对政府创新扶持政策内在动机和潜在机制的忽视,还将研究视角由“政府之手”扩展到“市场之手”,对政策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逻辑链条进行了必要补充.本文研究揭示了政府创新扶持政策实施的内在规律,为我国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政府扶持驱动企业创新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16家上市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部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银行部门系统性风险的促进力度更大.2）风险承担、净利差及同业业务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加大银行风险承担、缩窄净利差及扩大同业业务规模来促进银行系统性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承担/净利差/同业业务-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渠道有效.3）银行家乐观度与资本监管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银行家乐观度与资本监管力度的提高均会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促进作用.该成果将为防控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在线社交网络中舆情话题共振现象愈发多见，相似或相关话题的互动与叠加使公众群体情绪变得愈发复杂和不确定，增加了政府管控的难度.为此本文构建了一种在线社交网络中考虑可变交互阈值、基于观点动力学的双层复杂网络模型，将话题关系、时间机制、政府、媒体、网民等因素作为变量参数，利用中国流行的在线社交平台新浪微博数据进行了仿真模拟及对比验证.结果显示话题共振效应的存在对群体情绪的演化产生了一定的"阻尼"作用，使群体情绪表现的更加"固执"，难以被外界环境信息影响；同时在舆情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发生的话题共振现象中，群体情绪展示出了不同的演化特征.因此，针对不同情景的舆情事件，政府应采取不同应对策略以提升网络生态的治理能力.

碳交易政策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评价该政策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采用中国30个省（市）2009--2017年面板数据构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并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价中国碳交易政策对可持续经济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碳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增长，相对于碳交易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提高了0.122万元/人.2）碳交易政策对东部试点地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的影响相对最大，为0.202万元/人，同时，随着清洁能源消费和研发投资增加，碳交易政策能显著促进东部试点地区可持续经济福利水平提高.3）碳交易政策对可持续经济福利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滞后期约为两年.

本文将网络分析法应用于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利用最短路算法刻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跨国长产业链图谱.结果显示,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产网络中,对中国而言下游的重要枢纽部门包括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俄罗斯的采矿业,印度尼西亚的汽车制造业和希腊的水路运输业等,上游重要枢纽部门包括德国的汽车制造业,阿联酋的采矿业和马来西亚的电子、电气和机械设备制造业等.这些枢纽部门连接了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了跨国长产业链,提升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网络的整体性.基于分析结果,本文提出通过进一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双循环”格局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实现国际循环对国内循环的带动和优化效应,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以及精准布局“一带一路”投资市场以平衡对外风险.

企业违约预测,是通过挖掘指标数据与违约状态之间的函数关系,来预测企业未来的财务风险,其对银行贷款、股票投资、公司债券投资等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将企业的夹角余弦值而非欧氏距离作为违约状态相似性的度量,构建企业违约预测的Cos-k-means模型,避免了通过欧氏距离聚类时,忽略企业和聚类中心的角度关系以及对噪声样本和极端值敏感的弊端.二是通过构建兼顾模型违约鉴别力最大和指标组合冗余最小的目标函数,采用二进制粒子群算法(binary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BPSO)遴选指标组合,保证了构建的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简洁、合理.三是通过采用企业t-d (d=1,2,3,4,5)期的指标数据和第t期的违约状态构建违约预测模型,实现了使用企业第t期的指标数据预测t+d期违约状态的目的.

全球供应链体系下,愈加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增加了芯片等关键零部件出现供应中断的可能性.如何通过本土替代和供应链结构调整应对不确定性,增强供应链稳健性,已成为重要研究问题.本文抓住供应链结构调整的关键因素,构建了由跨境供应商、本土供应商、两个相互竞争的品牌商组成的博弈模型,研究存在跨境供应中断可能性时,中国品牌商是否有动机与本土供应商合作,采取双源采购策略保障供应稳定.结果表明,订单分配比例和跨境供应中断概率会显著影响中国品牌商的采购策略偏好.当订单分配比例较均匀时,订单分散性诱使上游供应商制定更高的批发价格,从而增加了中国品牌商的采购成本,此时单源采购策略较优.进一步研究发现,其他供应链成员是否偏好中国品牌商的双源采购主要与跨境中断概率有关.

当下环境复杂而不确定，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政府的公共卫生治理带来挑战，也造成产业供应链中断，从而对企业生存和转型发展带来危机，这就对企业组织的弹性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现有的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弹性是支撑企业度过危机的关键能力，稳定性和应变性是弹性企业的主要特征；稳定性能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应变性能提高战略灵活性.本文聚焦于企业弹性的量化研究，从悖论视角分析稳定性与应变性之间的关系，从弹性能力的结果表现出发，选择效率和灵活性作为判别变量；以弹性企业及对照组的财务数据为基础，通过判别分析确定影响企业弹性的变量并构建测度指标，建立企业弹性的计算方法；通过对弹性企业及其对照组的得分计算，发现弹性企业在稳定性与应变性方面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验证了稳定性与应变性之间的悖论关系.这说明弹性企业不是在稳定性与应变性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二者之间存在连续分布的行为空间.因此，弹性企业是以不变应万变，确保在危机中维持生存底线的同时，不断通过变革和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和高度不确定的商业环境.

双碳目标发布后, 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逐步提升, 其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外部压力不容忽视. 本文基于沪深两市投资者互动平台数据构建绿色关注指标, 以204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发现了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 这一影响在非重污染行业、无排污费用或环保补贴等公司更加显著, 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环境规制产生补充作用, 且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引导个人投资者绿色投资理念, 对于促进上市公司绿色创新和补充环境规制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空气质量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此，基于2001-2016年我国35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和城市PM2.5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本文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城市创新能力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并从人口密度、经济增长、城市交通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耗、城市蔓延度的角度分析了城市PM2.5污染排放聚集的时空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城市PM2.5污染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显著降低城市PM2.5污染排放；城市人口密度、能源消耗、交通水平的提高共同加剧城市PM2.5污染排放；城市PM2.5污染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N型曲线关系.

ICU中患者的死亡风险预测被认为是重要临床预测任务之一,准确地预测ICU患者的死亡风险可提供有关患者的病情信息,便于及时采取措施来干预,同时有助于有限医疗资源的有效分配.ICU患者病情不稳定,需要密切的监护,大量临床数据被相关监测设备采集、记录和保存,为ICU患者的相关临床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以ICU患者30天死亡风险预测为研究目标,基于重症监护医疗信息市场III数据库,构建ICU患者死亡风险预测模型,分析相关影响因素,以支持医疗实践中的临床决策.首先提取相关患者数据并进行预处理,采用多种统计量对时间序列特征进行表示;随后选取基分类器,基于融合遗传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的混合优化算法对相应基分类器进行特征选择,基于信息融合思想采用集成学习方法将分类器以装袋方式进行集成,采用真实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并基于准确率、F₁评分和AUC三个评价指标与经典死亡风险预测模型进行比较,展现出较好的性能;最后基于信息融合对ICU患者死亡风险重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集中趋势类统计量更为重要,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

定量模拟评估碳市场风险,将为制定和完善风险调控措施提供科学支撑,实现碳市场持续稳定发展.本文基于系统动力学构建能刻画碳市场关键风险因素间作用关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多情景模拟评估上海碳市场风险,考察不同调控情景下碳市场风险水平及相关因素的动态变化,科学回答了风险调控中"调控什么"与"如何调控"两个关键科学问题.结果表明:针对成立初期的碳市场,风险偏好弱的市场监管者能更好地抑制风险;相比基准情景,调控情景中能有效降低风险模拟值及其年均变化率的措施作为调控时的首选;风险水平是否超过风险容忍度是调控与否的依据;适当增加配额总量、提高免费配额比例和降低惩罚力度有助于当前碳市场风险调控,兼顾经济与环境效益.最后,本文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为我国碳市场风险调控措施制定和完善提供决策支持.

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面向供应链上所有成员企业的系统性金融服务，重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长期以来相关参与主体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其风险频发，特别是风险评估技术相对滞后，使得供应链金融难以得到有效推广.因此，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成为业界亟需解决和学界广泛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主要从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相关文献着手，通过知识图谱技术从152篇中文文献和61篇英文文献中提取知识，并进行可视化分析.一方面探究了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的研究现状，发现现有研究存在研究视角片面、研究对象单一、研究数据样本小、研究模型性能和可解释性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展望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的研究趋势，主要包括以下问题有待深入探究：如何多渠道采集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并对其进行有效整合，以及实现隐私数据的信息安全共享.如何从互联网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海量数据中挖掘供应链金融风险关联知识，并从中提取风险特征，以此建立高维度、细粒度的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如何运用深度学习方法来提升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模型的整体性能，并通过解析风险特征的重要性和边际效应来确保模型的可解释性.

本文基于我国 2010-2019 年高科技企业数据, 按照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相对比例关系衡量企业创新策略, 实证检验了业绩型股权激励行权业绩条件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结果显示, 行权业绩条件越严格, 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技术引进策略. 对股权激励契约条款交互作用的研究发现, 股权激励的强度越大、行权有效期越短以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公司更能发挥行权业绩条件对技术引进策略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研究指出, 业绩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在信息不对称水平高、代理问题严重、两权分离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 本文研究拓展了最优契约理论, 分析了高管选择不同创新策略的内在逻辑, 丰富了业绩型股权激励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 也为高科技企业优化股权激励方案、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力提供了政策建议和现实启示.

金融机构关联是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指标,厘清金融关联在时域和频域的动态机制,有助于完善我国金融风险防范体系.本文运用时变广义动态因子模型,基于高维视角研究我国35家上市金融机构间的频域关联,并从低频关联和高频关联两方面,探讨了金融机构关联的周期特征.同时,借助相位谱分析方法,构建金融机构时变关联相位图,考察了金融机构关联的“同频共振”效应.研究发现:1)金融机构频域关联具有长周期特征,市场冲击会显著增强金融机构间的长周期关联.2)银行业关联具有顺周期性,证券业、保险业和多元金融业关联具有逆周期性.3)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存在同相关联,容易发生风险共振,而多元金融业存在异相关联,发生风险共振的可能性较小.

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电商平台上的在线商品评论成为消费者在线购物时做出购买决策的重要参考,同时也是平台商家获取在线消费者真实关切的重要信息来源.然而,海量的良莠不齐的在线商品评论使得消费者和商家很难从中获取有价值的高质量信息.一方面,本文在经典的主题分析LDA模型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种基于评论有用性的主题分析模型,即Help-LDA模型.相比与假定每条评论具有同等重要程度的LDA模型,Help-LDA模型根据评论有用性对不用评论赋予不同的权重,进而从有用性较高的评论中抽取出对于消费者更有用的决策信息.另一方面,本文基于Help-LDA模型提出了新的评论文本表示方法,并结合SVM方法进行评论有用性预测.通过收集大众点评网站在线评论进行的实验表明,Help-LDA模型能够从电商评论中高质量抽取在线消费者对于商家商品和服务的真实关切.并且基于Help-LDA模型的评论文本表示结合SVM方法能够显著提升在线评论有用性预测性能.

医联网在带来医疗健康进步的同时,也使得失真健康信息这一新型社会形态医源性风险问题更加突出,需提前谋划治理方案.为此,首先建立医联网环境下线上线下双重网络中考虑层间网络结构关系的失真健康信息传播模型;其次,对模型进行动力学分析,得出区分某一失真健康信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主要渠道在公众中传播开来与否的阈值条件;最后,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以验证其有效性,并对失真健康信息的传播过程进行仿真实验与案例分析.研究指出:第一,在干预初期只要依据阈值条件使某一失真健康信息的传播者数量降低到某一临界值以下,就可以使该失真健康信息逐渐消失;第二,如果某一失真健康信息的论点人们执行起来所需的成本远高于获得的收益,那么即使不进行管控,该失真健康信息也会在公众中迅速消失;如果某一失真健康信息的观点人们执行起来所需的成本远低于所获收益,那么该失真健康信息很可能在公众中迅速扩散,此时须进行干预.第三,集中资源针对线上渠道进行干预对失真健康信息传播的管控效果最佳,而分散资源对线上线下双渠道进行干预或集中资源仅对线下渠道进行干预对失真健康信息传播的管控效果较差.

美伊争端、页岩油等新能源兴起、国际贸易摩擦等突发事件的不断出现,对国际原油市场的供需及交易带来了连续的冲击,从而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较高,原油市场的供需冲击及油价的波动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供给冲击-油价波动-经济影响(SS-PV-EI)研究框架以测算原油市场供给侧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1)利用PPM-KM模型和历史事件分析法提取并分析历史突变点,筛选出供给冲击事件;2)基于时变参数随机波动率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VAR model)估算出供给冲击对油价的时变弹性及脉冲响应结果;3)综合运用情景分析和历史事件分析设立伊朗制裁可能导致的供给缺口情景及相应的油价区间;4)基于混频模型(MIDAS-AR model)和非线性分布滞后模型(NARDL model)分别测算与分析4种情景下世界原油供给冲击对中国经济的非对称影响.结果表明:1)历史突发事件约为42次,其中由供给冲击所引起的油价突变为19次.2)世界石油供给下降1%,国际油价将上涨0.25%～0.45%.当伊朗制裁等突发事件引起供给冲击时,不同情景下国际油价将可能上涨2%～100%.3)国际油价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油价上涨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油价下降对经济的影响.不同情景下,将导致中国GDP放缓0.04%～4.17%,CPI上涨0.14%～6.92%.国际油价大幅飙升将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分别构建了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的数据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基于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企业技术升级两个角度,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研究发现:该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推动了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城市制造业产业清洁度和企业生产率相比政策实施前都得到显著提升.并且,短期内环境规制政策主要是通过调整生产性要素投入对制造业产业清洁度产生影响,尚未形成行业创新驱动.同时,企业技术升级主要依赖于政府补贴的增加,尚未观察到企业创新和资金筹措的变化.本研究对厘清环境规制政策效果,提升城市环境规制执行的内在激励,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虽然常见的微观面板数据时间维度较短,但仍具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个体固定效应依旧可能存在时变性,导致基于个体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推断不可信.因此,考虑时变个体固定效应能够降低模型设定偏误.采用修改的Mundlak-Chamberlain投影方法,不仅能控制不可观测的时变个体固定效应,还能识别时不变的个体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如工资的性别歧视.另一方面,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同样会因政策等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动存在时变性.投影和时变效应的引入都会极大增加模型中待估参数的个数,降低模型估计的精度.为此,重要变量的筛选及其时变性的识别尤为关键.通过引入投影方程参数的约束条件,采用惩罚条件拟似然和ECM算法,能同时实现变量的选择和估计.模拟结果显示新方法表现良好.最后,基于该模型和方法识别了不同的高管激励方式(分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如何影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动机.